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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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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豬周期的成因、影響及應對
      
原發表日期: 2019-10-08  文章來源: 百度百家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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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恒大研究院 任澤平 羅志恒 馬圖南

導讀

豬又闖禍了。今年以來,豬肉價格持續上漲并創歷史新高,超級豬周期襲來。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PPI為負,工業品價格下跌,“拿掉豬以后都是通縮”,只有豬帶領牛羊雞一騎絕塵,沖擊CPI,引發通脹擔憂,一只特立獨行的豬。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穩定生豬生產和豬肉保供穩價的多項措施。本輪超級豬周期的成因、影響是什么?未來向何處去?為什么我們控制不了一頭豬?這次有何不同?如何應對?

摘要

“豬周期”是生豬生產和豬肉銷售過程中的價格周期性波動。在豬肉價格景氣時,養殖戶為了追逐利潤,增加能繁母豬和生豬供給,造成豬價下跌,養殖戶減少供給,豬價重新上漲。豬的生產周期決定了一輪完整的豬周期歷時3-4年,同時在一年之內受節假日和氣候影響呈現出小周期波動。能繁母豬代表產能,擴大生豬供應先要擴大產能。從豬仔成為后備母豬需7個月達到可繁殖狀態,能繁母豬生產1胎需要5個月左右,2年可產仔5次(2.4-2.5胎/年)。母豬產仔再經過1-2個月的保育期和5-6個月的育肥期,生豬可出欄。因此,直接補欄仔豬僅需6個月左右即可,當月生豬存欄量預示著未來半年的生豬供給;但從補欄母豬到增加豬肉供應需18個月左右,即一輪豬周期約3年左右。我國每年生豬出欄量在7億頭左右,因此月末生豬存欄量應至少有3.5億頭,但截至8月底我國生豬存欄僅1.98億頭,同比-38.7%;能繁母豬1968萬頭,同比-37.4%。

豬周期的本質是供需關系,需求端總體穩定,關鍵在供給端。我國以散戶養殖為主體的環境放大了價格的波動性。第一,豬肉消費需求從長期看由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增長和消費結構決定,短期受季節性飲食習慣、流行疫病、食品安全和消費替代效應等影響。第二,豬肉供給端主要受養殖利潤、政策干預、天災疫病等因素影響。當前生豬養殖主要分為兩種模式,即“自繁自養”,典型如牧原股份;另一種是“公司+農戶”,公司提供仔豬、飼料、疫苗獸藥及技術人員支持,待生豬長到出欄體重后由公司負責回收銷售并給農戶支付代養費,如溫氏股份、新希望等。前者占用資金相對較大,折舊多、獸藥和疫苗費更高,但過程可控;后者占用資金少,折舊少,有利于剛進入生豬養殖行業的公司彎道超車,但需要支付大額委托養殖費。

2006年以來,我國大致經歷了四輪“豬周期”,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每輪豬周期基本上在3-4年,下行時間略長于上行時間,主要是因為在下行階段,利潤下行但只要未虧損,養殖戶退出的意愿不強;二是每輪豬周期均伴隨疫病助推,但最近的豬周期相較過去明顯存在非市場化的政策因素如環保干預;三是規模化和技術進步導致需要的能繁母豬和生豬存欄量下降,因此新一輪豬周期產能恢復后對應的存欄量將低于前期;四是不同于歷次豬周期,本輪豬周期僅影響CPI,并未傳導至PPI,核心CPI和非食品CPI下行、PPI連續為負,宏觀環境是總需求不足。前三輪豬周期分別均歷時4年左右,上行周期分別為2年、15個月和2年,最高漲幅分別為132.6%、98%和76.6%。

本輪超級豬周期,漲幅大、速度快,四大原因:環保禁養擴大化、規模化養殖策略、非洲豬瘟、內生豬周期。第一,近年尤其是2015年以來,環保政策對生豬養殖的影響凸顯。各地紛紛制定了劃定禁養區和區內污染養殖戶搬遷計劃,層層加碼擴大化,一刀切。第二,規模化養殖升級導致散戶大量退出,豬肉供給下降,但仍未改變我國散戶養殖占比較高、規模化養殖率不高的格局。年出欄量小于100頭的散養農戶數從2007年的8100萬戶,下降至2017年的3700萬戶,降幅54%,而同期年出欄頭數超過1000頭的規模養殖場數量從4萬增至8.2萬,增幅達150%。但是,養殖500頭以下的養殖戶數占比仍高達99.4%,500頭以上的養殖戶數量占比0.6%,500頭以上的出欄數量占全部出欄數不到50%(約49.1%)。第三,非洲豬瘟導致大批生豬受到感染,截至2019年7月,全國共發生非洲豬瘟疫情143起,撲殺生豬116萬余頭。第四,非洲豬瘟前,上一輪豬周期中積累的過剩產能逐漸出清完畢,新一輪豬周期已經啟動,豬肉價格存在內生上漲動力。

本輪豬周期始于2018年中,已歷時1年3個月,已上漲141%,根據2年左右的上升周期及本輪周期能繁母豬和生豬存欄量過快下滑,可能要到2020年下半年迎來價格向下拐點。一是居民豬肉消費需求較大,但能繁母豬和生豬存欄為十年低點,當前供給缺口高達1000萬噸。我國豬肉消費占全球49.3%,遠高于歐盟的19%和美國的8.7%,國內肉類消費中豬肉消費占比高達73%,短期內牛羊禽肉難以替代。二是我國進口豬肉量長期僅占國內豬肉消費的3%左右,占全球豬肉出口的18%。今年以來雖加大進口力度,但仍無法彌補供給缺口。1-8月累計進口豬肉116.4萬噸,逼近去年全年119.3萬噸的總額,累計同比40.4%;5-8月豬肉進口當月增速分別為62.6%、62.8%、106.7%和76%。隨著豬肉進口大幅增加,進口單價也大幅提高,8月達到2.27美元/千克,較年初上漲31.6%,同比為36.6%。三是環保政策糾偏和非洲豬瘟疫苗研制需要時間。

超級豬周期將在宏觀、中觀、微觀上產生較大影響。1)宏觀上,2008年至今,豬肉價格和CPI指數的相關系數達到0.82,遠高于CPI籃子中的其他商品。豬價上漲將推升食品CPI,同時帶動替代品牛羊肉、雞蛋、雞肉等的價格上漲,拉動CPI,下半年CPI將繼續在3%附近波動,個別月份可能超過3%。但本輪CPI上漲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征,核心CPI下行,PPI連續為負,全面通脹的可能性不大。宏觀經濟形勢主要面臨通縮而非通脹壓力,“拿掉豬以后都是通縮”。貨幣政策更多作用需求端而非供給端,因此貨幣政策放松不會加劇通脹。2)中觀上,加速生豬規模化養殖,提高行業集中度;影響肉禽運輸業格局,從活體運輸到冷鮮豬肉運輸,從“調豬”到“調肉”,冷鏈豬肉運輸迎來機遇;對上游飼料產業產生影響,短期降低對玉米、大豆等飼料的需求,價格下降,隨著存欄量上升將帶動上游飼料價格上漲。當前,我國生豬養殖業行業集中度較低,2018年前10大進軍養豬行業的上市企業生豬出欄量共4731.67萬頭,市場份額占比僅6.82%,龍頭溫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和新希望生豬出欄量分別為2230、1100、554和225萬頭,與接近7億頭出欄量比仍極小。3)微觀上,低收入群體居民受到豬肉價格上漲影響更大,因此要注意通過補貼的形式降低低收入群體的支出壓力。

政策建議:一是多措并舉增加供給,穩定豬肉市場供應,密切跟蹤替代品牛羊肉價格并加大投放。建議短期內適當放松對生豬養殖業的環保約束,減少不合理的禁養區劃定。加快投放儲備的凍豬肉。扶持前期退出市場的養殖大戶,幫助其盡快恢復生產。此外,應盡快尋找新的豬肉進口市場如巴西、澳大利亞等,在確保檢驗檢疫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增加進口豬肉數量。二是降低豬肉生產過程中的相關稅費和交易運輸等的成本,增加對養殖戶尤其是大規模養殖戶的融資支持。三是從需求端重點補貼對豬肉價格上漲較為敏感的低收入群體,建立與豬肉價格漲幅掛鉤的動態補貼機制,補貼人群與低保、貧困戶等名單掛鉤。四是從長效機制,進一步提升規模化養殖場在種群選育、養殖技術、檢驗檢疫等領域的水平,提高行業集中度,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提高規模化、標準化、產業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強冷鏈物流配送體系建設等,推進生豬“就近屠宰、冷鏈配送”經營方式。

風險提示:豬肉價格上漲超預期、政策執行力度不及預期

目錄

1 什么是“豬周期”

1.1 “豬周期”的產生

1.2 豬肉價格波動與CPI高度相關

1.3 2006年以來的四輪豬周期

2 超級豬周期形成的原因、影響及展望

2.1四大原因導致本輪超強豬周期

2.1.1環保政策導致生豬存欄持續下降

2.1.2規模化養殖升級導致散戶大量退出,豬肉供給下降

2.1.3非洲豬瘟導致大批生豬受到感染

2.1.4新一輪豬周期使得豬肉價格存在內生上漲動力

2.2未來展望:短期內,豬肉價格可能仍將保持高位,2020年下半年可能出現價格拐點

2.2.1我國豬肉消費整體較為穩定

2.2.2進口豬肉占消費量比重不足3%,難以彌補產量缺口

2.2.3環保政策糾偏及豬瘟疫苗研制需要時間

2.3超級豬周期的影響:宏觀上拉動CPI,中觀上改變行業格局,微觀上增加居民支出負擔

2.3.1宏觀上,豬價上漲帶動CPI保持高位,與PPI持續分化,貨幣政策更應關注經濟的總需求不足和工業品通縮

2.3.2 中觀上,超級豬周期將加速生豬規模化養殖,提高行業集中度,提高冷鏈豬肉運輸比重

2.3.3微觀上,豬肉價格上漲增加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

3 政策建議

正文

1 什么是“豬周期”

1.1“豬周期”的產生

豬周期是生豬生產和豬肉銷售過程中的價格周期性波動現象。具體而言,豬肉價格上漲時,養殖戶會擴大產能,增加能繁母豬,推動生豬存欄量上升,育肥成熟后生豬出欄量增加,豬肉供給增加,價格下降。養殖戶觀察到豬肉價格下降,減少產能,淘汰能繁母豬,生豬存欄量和出欄量下降,豬肉供給減少,豬肉價格重新回升,周而復始。

豬的生產周期決定了一輪完整的豬周期歷時3-4年,同時在一年之內受節假日和氣候影響呈現出小周期波動。能繁母豬代表產能,擴大生豬供應先要擴大產能。從豬仔成為后備母豬需7個月達到可繁殖狀態,能繁母豬妊娠期114天左右,哺乳期20天,空懷期14天,所以1頭母豬生產一胎需要148天(5個月)左右,2年可產仔5次(2.4-2.5胎/年)。2018年,國內平均每頭母豬年提供的商品豬數量(MSY)為19.2頭,低于國外先進水平4-6頭,隨養殖技術進步將提高。母豬產仔再經過1-2個月的保育期和5-6個月的育肥期,生豬可出欄。因此,直接補欄仔豬僅需6個月左右即可,意味著可根據當月生豬存欄量推斷未來半年的生豬供給;但從補欄母豬到增加豬肉供應需18個月左右,因此一輪豬周期約3年左右。我國每年生豬出欄量在7億頭左右,因此月末生豬存欄量應至少有3.5億頭,但截至8月底我國生豬存欄僅1.98億頭,同比-38.7%;能繁母豬1968萬頭,同比-37.4%。

豬周期的本質是供需關系,需求端總體穩定,關鍵在供給端。我國以散戶養殖為主體的環境放大了價格的波動性。第一,豬肉消費需求從長期看由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增長和消費結構決定,短期受季節性飲食習慣、流行疫病、食品安全和消費替代效應等影響。第二,豬肉供給端主要受養殖利潤、政策干預、天災疫病等因素影響。政策干預包括環保、財政補貼、收儲投放制度等。由于豬肉直接影響居民生活水平、CPI及貨幣政策等,政策干預相對較多,主要根據豬肉價格、豬糧比、養殖利潤等指標觀測市場供給和養殖戶盈虧情況,進一步調節生豬和能繁母豬存欄量、出欄量、屠宰量等。盈虧平衡點的豬糧比一般在5.5-6,當前豬糧比價為13.92,養殖盈利較高,自繁自養生豬和外購仔豬養豬利潤已達到1683.6和1412.5元/頭。但是如果干預措施力度過大,反而會加大價格波動。第三,我國的養殖業以農戶散養為主,生產者同質程度較高,行業集中度低,單個生產者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力較弱,更容易“追漲殺跌”,且防疫技術、資金不足,更容易大起大落,豬肉價格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蛛網周期的特征。

生豬養殖為處于產業鏈中游,上游主要有種植業、飼料、獸藥疫苗等,下游主要是屠宰場和肉制品加工廠等,產業鏈總產值超過3萬億元,其中養殖業產值達萬億以上。當前生豬養殖主要分為兩種模式,即“自繁自養”,典型如牧原股份;另一種是“公司+農戶”,公司提供仔豬、飼料、疫苗獸藥及技術人員支持,待生豬長到出欄體重后由公司負責回收銷售并給農戶支付代養費,如溫氏股份、新希望等。目前兩種模式均有成功案例,前者占用資金相對較大,折舊多、獸藥和疫苗費更高,但過程可控;后者占用資金少,折舊少,有利于剛進入生豬養殖行業的公司彎道超車,但需要支付大額委托養殖費。牧原股份每頭豬分攤的折舊費用為溫氏股份的2.58倍。當前養殖方向主要為規模化、科技化和產業化,盈利的關鍵在資金、技術和成本控制。

1.2 豬肉價格波動與CPI高度相關

從歷史數據看,我國豬肉價格波動和CPI波動高度相關,2008年至今,豬肉價格和CPI指數的相關系數達到0.82,遠高于CPI籃子中的其他商品。

豬肉價格走勢和CPI高度相關主要源于豬肉在CPI籃子中占比較高。據測算,目前豬肉在CPI籃子中的比重約為2%-2.5%,考慮到食品類商品在CPI籃子中總比重約為30%,且CPI籃子中商品種類眾多,豬肉作為單一商品的比重是很大的。此外,CPI籃子中的部分商品如服裝、家用器具等商品價格一般比較穩定,周期性不如豬肉價格強;另一些商品如房屋租賃費用價格的波動周期長于豬肉價格變動周期,這使得豬肉價格的周期性變動在CPI中體現得較為明顯,成為影響CPI的重要變量。

1.3 2006年以來的四輪豬周期

2006年以來,我國大致經歷了四輪“豬周期”,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每輪豬周期基本上在3-4年,下行時間略長于上行時間,主要是因為在下行階段,利潤下行但只要未虧損,養殖戶退出的意愿不強;二是每輪豬周期均伴隨疫病助推,但最近的豬周期相較過去明顯存在非市場化的政策因素如環保干預;三是規模化和技術進步導致需要的能繁母豬和生豬存欄量下降,因此新一輪豬周期產能恢復后對應的存欄量將低于前期;四是不同于歷次豬周期,本輪豬周期僅影響CPI,并未傳導至PPI,核心CPI和非食品CPI下行、PPI連續為負,宏觀環境是總需求不足。

第一輪“豬周期”是2006年中-2010年5月,歷時4年,其中上行周期2年,漲幅132.6%,下行周期2年。2006年初豬肉價格持續處于低位,致使養豬業處于虧損狀態。部分養殖戶虧損嚴重,永久退出,大量母豬被淘汰。2006年全國能繁母豬的存欄量下降3.6%,生豬存欄量同比下降2.6%。在大規模的產能出清后,生豬數量下降開始逐漸傳導至豬肉供給端。2007年,高致病性豬藍耳病在全國范圍內爆發,延緩了補欄速度。因此,豬肉價格從2006年中開始企穩回升,2007年全國22個省市的豬肉平均價格為18.8元/千克,較上年上漲41%;加之春節等短期因素作用, 2008年3月豬肉價格達到25.9元/千克的高點。此后,豬肉價格開始進入下行通道。2009年甲型H1N1(豬流感)疫情爆發,2010年出現瘦肉精和注水豬肉等食品安全事件,公眾的消費信心受挫,需求階段性下降,對豬肉價格形成進一步壓制。2010年6月,全國22個省市豬肉平均價跌至15.5元/千克的低點。

第二輪“豬周期”是2010年6月-2014年4月,歷時約4年,其中2010年6月-2011年9月為上行周期,歷時15個月,漲幅98%,2011年9月-2014年5月為下行周期,歷時32個月。這個周期是相對經典的豬周期,外部干擾因素較少,價格主要是受到豬周期內生動力推動。在前一個周期的影響下,能繁母豬的存欄量自2009年起開始下跌,進入2010年,對豬肉供給的影響開始逐步顯現,豬肉價格開始攀升。2010年8月,能繁母豬存欄量降至4580萬頭,為周期內低點。13個月后,豬肉價格迎來周期內高點,2011年9月,豬肉價格攀升至30.4元/千克。隨著豬肉價格的高漲,養殖戶紛紛增加后備母豬存量,豬肉價格又一次進入下行通道,并一直持續到2013年上半年。為了穩定豬肉價格,2013年5月,商務部等三部委聯合開啟凍豬肉收儲工作,提振了市場信心,短期價格有所恢復。但隨著反腐工作深入和打擊“三公消費”,2014年豬肉價格再次下行。

第三輪周期是2014年5月至2018年5月,歷時4年,其中2014年5月-2016年5月為上行周期,歷時2年,漲幅76.6%,2016年5月-2018年5月為下行周期,歷時2年。2014年底豬肉價格邁過W型底部,開始進入上升區間。由于自2014年起,我國開始實施嚴格的環保禁養規定,并著力提升生豬養殖業的規模化程度,導致大量散養戶退出市場,生豬和能繁母豬存欄開始進入持續性的下降通道中,2015年上半年爆發豬丹毒疫情等使得豬肉供給減少,豬肉價格上行至2016年5月。此輪豬周期的特點是受環保和規模化影響,豬肉價格上行并未帶動生豬顯著補欄。因為環保壓制補欄,同時規模化養殖提升了產業效率,一方面提升了生豬的單體重量,另一方面使得能繁母豬提供的仔豬數量上升,因此能繁母豬存欄持續下降、2016年生豬存欄下半年略回升3%,生豬屠宰量未受到明顯影響。豬肉價格自2016年中開始下降,并在2018年中完成筑底。

第四輪周期為2018年中至今,已歷時1年3個月,根據2年左右的上升周期算,可能持續到2020年中,但考慮到本輪周期生豬和能繁母豬供給過快下滑,預計上升周期可能延長至2020年下半年。本輪豬肉價格受到非洲豬瘟、環保限產政策、豬周期內生上漲動能、規模化養殖等多重因素影響,呈現出漲幅大,速度快等特點,價格上漲幅度為歷次豬周期之最,堪稱“超級豬周期”。今年4月以來,豬肉價格快速上漲,截至9月底,豬肉價格全國22省市豬肉價格均值已達到38.3元/千克,已經明顯超出前兩輪周期30元/千克的高點,較年初上漲83%。反映豬肉價格與成本比例的豬糧價比已高達13倍,遠遠超出6倍左右的盈虧平衡線和11倍左右的前期高點。當前豬肉價格的絕對水平和相對水平都已創下歷史新高。當前豬肉供給缺口仍然較大,短期供應增加困難,預計后期豬肉價格仍有進一步上行空間。

2 超級豬周期形成的原因、影響及展望

2.1四大原因導致本輪超強豬周期

2.1.1環保政策導致生豬存欄持續下降

近年尤其是2015年以來,環保政策對生豬養殖產業的影響逐漸凸顯。生豬養殖業對水資源的需求量高、污染大,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別是南方水網地區等生態敏感區的環保壓力明顯加大。近年與生豬養殖業相關的環保政策陸續出臺,這些政策聚焦傳統小規模散養對生態環境特別是水資源的污染,提出要加快轉變行業生產方式,促進規模化養殖的發展,降低散養的規模。其中,新《環保法》要求環保不達標的養殖戶加速退出,提高養殖成本;《水污染防治計劃》明確提出要防治畜禽養殖污染,科學劃定畜禽禁養區,2017年底之前依法搬遷或關閉不符合標準的養殖企業。在此基礎上,農業部下發了《關于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布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提出轉變方式,提質增效的原則,大力發展生豬標準化規模養殖,提高養殖的生產效率和生產水平。其中,調減南方水網地區養殖總量1600萬頭,全國水網地區133個主產縣禁養區內關閉或搬遷養殖場24659個,減少生豬存欄282萬頭。

在中央各部委的大力推動下,各地方紛紛制定了劃定禁養區和區內污染養殖戶搬遷計劃,層層加碼擴大化,一刀切。從環保部公布的進展情況來看,南方水網地區禁養區養殖場關閉搬遷工作進展順利。山東、四川、重慶、湖北等省市已經完成禁養區的搬遷工作。但在執行過程中,一些地方的政策執行層層加碼,導致禁養區劃定范圍不斷擴大。例如,廣東番禺在今年5月修訂了生豬的禁養區規劃,禁養區面積由原來的50平方公里大幅擴大至410平方公里,達到原規劃面積的8倍。大量散養農戶不得不退出生豬養殖,一些不符合環保規定的大型養殖場也被關停,大批生豬被處理,導致近年來生豬存欄量持續下降。

環保政策的初衷是為了降低生豬養殖業對南方水網地區的環境壓力,但是在南方減少養殖規模的同時,北方地區無法承接或不愿承接生豬養殖產業,加劇了生豬的供給短缺。一方面,由于北方地區也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環保考核壓力,因此對于承接生豬養殖也存在顧慮。另一方面,由于地理、氣候與人文條件的差異,一些北方地區并不具備直接承接南方轉移的生豬養殖產能的條件。例如東北地區氣候寒冷,因此保暖成本明顯上升。同時,受到東北人口流出和工人知識結構的影響,東北地區生豬養殖工人的供給明顯不足,也限制了生豬養殖的產能轉移。

2.1.2規模化養殖升級導致散戶大量退出,豬肉供給下降

近年來,我國推行了規模化養殖策略,鼓勵養殖廠擴大產能,同時不斷縮小普通養殖戶的規模,但仍未改變我國散戶養殖占比較高、規模化養殖率不高的格局。規模化養殖相對于散養戶存在規模效應,且管理、技術和資金等更具優勢,有利于增強市場的穩定性,減少散戶養殖的盲目性。散戶養殖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老齡化率提高、資金和技術匱乏等將逐步萎縮,但這是一個過程,短期內以環保等手段推進提高規模化養殖反而不利于豬肉供給穩定。2016年農業部發布《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要求2020年出欄500頭以上的規模養殖比重達到52%;國務院辦公廳2019年9月印發的《關于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意見》提出,2022年和2025年,生豬產業轉型升級取得重要進展、產業素質明顯提升,養殖規模化率分別達到58%左右和65%以上。近年來小規模散養的農戶數量明顯下降,年出欄量小于100頭的散養農戶數從2007年的8100萬戶,下降至2017年的3700萬戶,降幅達54%,而同期年出欄頭數超過1000頭的規模養殖場數量則從4萬增至8.2萬,增幅達150%。其中,年出欄數超過50000頭的大型養殖場的數量則從50家增長至407家,增幅超過700%。即使如此,養殖100頭以下的養殖戶數占比仍高達97.8%,500頭以下的養殖戶數占比為99.4%,500頭以上的出欄數量占全部出欄數不到50%(約49.1%)。

我國規模化養殖率任重道遠,難以一蹴而就。近年來大規模養殖廠的效率提升正在邊際遞減。2018年我國MSY(能繁母豬每年提供的商品豬數量,反映養殖效率)約為19.2頭,較2017年的18.5頭增長3.7%,增速較2016年的11.6%明顯下滑,顯示出規模效應正在邊際遞減。另一方面,當前我國的MSY與國外先進養殖場23-24的MSY水平相比仍有差距。

2.1.3非洲豬瘟導致大批生豬受到感染

2018年8月,非洲豬瘟疫情傳入我國。由于傳染性強,沒有有效疫苗,加之一些不法商販為了牟利違規運輸帶病豬肉,非洲豬瘟很快傳遍全國所有省區市。同時,由于我國部分地區防疫能力較弱,客觀上也未能有效阻止非洲豬瘟的廣泛傳播。農業農村部副部長于康震表示,近年來,一些地方動物防疫機構隊伍弱化,突出表現在機構體系不完善、基層工作隊伍不健全、經費保障不足、基礎設施老化陳舊等,難以滿足防疫工作和產業發展需要。非洲豬瘟的蔓延對我國生豬養殖業帶來了明顯的損失。截至2019年7月,全國共發生非洲豬瘟疫情143起,撲殺生豬116萬余頭。

歷史上看,由于沒有有效疫苗,非洲豬瘟一旦傳入,防控難度很大。例如非洲豬瘟1978年傳入巴西,巴西政府花費6年時間,才于1984年將非洲豬瘟從巴西境內消除。2007年傳入俄羅斯后,非洲豬瘟便一直在俄羅斯流行,時至今日仍然未能完全根除。因此,本次非洲豬瘟傳入我國,對我國的防疫能力、疫情管理、疫苗研發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短期內我國生豬養殖業仍然面臨著來自非洲豬瘟的嚴峻挑戰。

2.1.4新一輪豬周期使得豬肉價格存在內生上漲動力

目前,我們正處于新一輪豬周期的上升階段。從豬周期的自身規律來看,上一輪豬周期中積累的過剩產能逐漸出清完畢。2016年6月-2018年5月,豬價持續下行,養豬利潤持續下降,自繁自養生豬利潤從780.1元/頭下降至2018年5月的-381.3元/頭,2018年3-7月連續5個月養殖利潤為負,帶動生豬產能和產量持續下降。2018年8月非洲豬瘟傳入我國前,除2018年3月小幅回升以外,能繁母豬和生豬的存欄量已下降15個月,生豬存欄處于歷史較低區間,因此豬肉價格存在內生上漲動力。環保限產、非洲豬瘟等外部因素進一步放大了豬肉供給缺口,帶動豬肉價格加快上漲。

2.2未來展望:短期內,豬肉價格可能仍將保持高位,2020年下半年可能出現價格拐點

2.2.1我國豬肉消費整體較為穩定

如前所述,豬肉消費需求從長期看由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增長和消費結構決定,短期受季節性飲食習慣、流行疫病、食品安全和消費替代效應等影響。在低收入水平下,肉類消費需求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響較大。而當社會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肉類消費需求主要與居民的飲食結構以及飲食偏好有關。

1978-2018年,我國豬肉消費量從779萬噸增長到5540萬噸,年均增速5.03%,主要源于收入水平提高和對豬肉的偏好。從人口看,我國人口從9.6億增長到13.95億,年均增速0.93%。從收入看,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7.11%。從消費偏好和習慣看,1978年我國以全球22.3%的人口消費全球豬肉總消費量的18.4%,2018年以全球18%的人口消費全球豬肉總消費量約50%;在國內肉類消費結構中,豬肉占比從1978年的90%下降到目前的73%左右,總體穩定,仍遠超牛羊肉和禽肉,占絕對主導。改革開放初期,受到我國傳統農耕飲食文化影響,加之居民收入水平整體偏低,豬肉在我國肉類飲食中的占比處于絕對領先的地位,其消費量占肉類消費總量(豬肉、牛肉、雞肉)的約90%。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飲食多樣化、健康飲食等需求逐步增長,豬肉消費的占比有所下滑,牛肉、雞肉的消費占比穩步提升。2000年以來,肉類消費中收入因素的影響逐漸降低,飲食偏好的因素上升,使得豬肉消費的占比基本保持穩定。目前,居民豬肉消費量占肉食消費量的比例穩定在73%左右,期間偶有小幅波動。

從未來看,長期方面我國居民受收入、城鎮化進程、消費習慣影響對豬肉的消費總量還將繼續上升,短期內受價格上升、豬瘟影響可能有所下降,但與供給端的大幅下降比需求端影響變化相對更小。我國居民收入將持續增長,城鎮化進程持續上升,對健康的追求可能略降低豬肉消費比例,但是從世界水平看,我國大陸居民人均豬肉消費量39.8千克,在亞洲國家和地區中處于中高水平,與香港67.1千克相比,仍有一定的增長潛力。

2.2.2進口豬肉占消費量比重不足3%,難以彌補產量缺口

長期以來,我國的豬肉市場高度依賴于國內供給,進口豬肉量占總豬肉產量的比例不超過3%。今年以來,由于豬肉供給缺口不斷增大,我國已經加大了從南美等地進口豬肉的力度,7月以來對美進口豬肉大幅增加。1-8月,中國累計進口豬肉116.4萬噸,逼近去年全年119.3萬噸的總額,累計同比40.4%,金額同比56.7%。5-8月豬肉進口當月增速分別為62.6%、62.8%、106.7%和76%,其中對美豬肉進口自去年3月中美貿易摩擦以來持續下行,去年四季度基本上不從美國進口豬肉,2018年全年為-48.3%,占中國豬肉進口的比重從近年的13%下降至7%。今年以來,中國加大對美豬肉進口,增速從年初的-30%上升到7月的206.5%和8月的426%,累計增速85%。

中國豬肉進口占全球出口總量的18.5%,其他亞洲國家如日本、越南因國內豬瘟對豬肉進口的需求同樣大增。與約1000萬噸的供給缺口比較,豬肉進口數量仍然偏低,難以起到穩定市場供給的作用。中國豬肉進口主要集中在11個國家:德國19.1%、西班牙18.4%、加拿大13.4%、巴西12.6%、美國7.2%、荷蘭7.1%、丹麥6.1%、英國4.2%、法國4.1%、智利3.7%、愛爾蘭2.8%。

伴隨中國增加豬肉進口,進口單價也大幅提高,8月達到2.27美元/千克,較年初上漲31.6%,同比為36.6%。

2.2.3環保政策糾偏及豬瘟疫苗研制需要時間

非洲豬瘟疫苗研制目前仍然面臨很多困難。當前非洲豬瘟的疫情防控取得積極進展,今年以來非洲豬瘟的疫情發生頻率有所降低。但要真正防控非洲豬瘟疫情,需要研發出有效的疫苗并廣泛接種。然而,非洲豬瘟疫苗研發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截至目前在國際上還沒有任何一種非洲豬瘟的疫苗被批準上市。目前我國的非洲豬瘟疫苗研發尚處于起步階段,研發出安全、有效、質量可控的非洲豬瘟疫苗任重道遠。因此,我們預計非洲豬瘟疫情仍難以徹底消除,對生豬生產的負面效應仍將持續。

為了糾正在環保政策執行過程中一刀切、擴大化等問題,各部委開始對前期執行過度的環保政策糾偏。但是,政策落地執行需要時間,生豬育肥也需要半年左右時間。生態環境部、農村農業部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地除飲用水水源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等核心區域外,不得劃定禁養區。取消排查中發現的超出法律法規的禁養規定和超劃的禁養區。對違反法律法規限制養豬業發展和壓減生豬產能的情況,要立即進行整改。對符合環保要求的畜禽養殖建設項目,加快環評審批。農業農村部和財政部也已經發文提出為生豬養殖企業提供流動資金支持,穩定生豬生產意愿。

綜上,短期豬肉供求缺口難以解決,生豬價格上漲仍將持續。鑒于當前能繁母豬和生豬存欄量大幅減少,完全恢復產能需從增加能繁母豬開始,能繁母豬到仔豬再到育肥需要的周期較長,預計到2020年下半年供需矛盾緩解,屆時豬肉價格可能迎來拐點向下。

2.3超級豬周期的影響:宏觀上拉動CPI,中觀上改變行業格局,微觀上增加居民支出負擔

2.3.1宏觀上,豬價上漲帶動CPI保持高位,與PPI持續分化,貨幣政策更應關注經濟的總需求不足和工業品通縮

豬肉價格的持續上漲對食品CPI產生了明顯的拉動作用。今年以來,由于豬肉價格快速上漲,其他飲食蛋白質來源如牛肉、羊肉、雞蛋等價格均出現上漲,蔬菜、水果等商品價格也出現短周期上漲,對食品CPI形成了明顯的拉動,并拉動CPI指數由年初的1.7%上漲至8月的2.8%。其中,8月豬、牛、羊、雞蛋價格環比分別為23.1%、4.4%、2%和5%,當月同比分別為47.6%、12.3%、12.5%和3.6%。由于短期內豬價將繼續上漲,因此CPI預計將繼續在3%左右波動,個別月份可能超過3%。

但需要注意的是,本輪通脹上漲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征,是部分商品供給不足而非需求旺盛帶動,并不會引發全面通脹,當前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是通縮壓力而非通脹壓力,不會掣肘貨幣政策。今年以來,盡管食品價格出現明顯上漲,但核心CPI同比穩中有降,PPI則因內外需不振,連續兩個月處于通縮,壓制企業利潤和制造業投資。今年通脹的特點是兩大分化:CPI的食品與非食品的分化以及CPI和PPI的分化,在下半年將進一步持續。在此背景下,貨幣政策應加強逆周期調節力度,降低MLF利率引導實際利率下行,高度重視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疏通;當前一方面要防止貨幣放水帶來資產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主動刺破引發重大金融風險,用時間換空間、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擴大改革開放、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參見《充分估計當前經濟金融形勢的嚴峻性——全面解讀6月經濟金融數據》、《拿掉豬以后都是通縮,該降息了——點評8月物價數據》)。

有觀點認為當前CPI處于較高水平,會制約貨幣政策放松,我們認為,貨幣政策結構性放松不會加劇當前的通脹問題。當前CPI之所以維持高位,核心原因在于豬肉的供給端,要解決CPI的問題,應當通過供給端的政策來發力。例如短期內適當放松對生豬養殖業的環保約束,減少不合理的禁養區劃定;利用財政補貼等手段扶持前期退出市場的養殖大戶,幫助其盡快恢復生產;加快投放儲備的凍豬肉;加緊研制安全有效的非洲豬瘟疫苗等。貨幣政策主要作用于需求端,加大逆周期調節將主要刺激有效需求,防止經濟過快下滑。豬肉需求主要受到人口數量、消費偏好、居民收入等因素影響,近年來整體保持穩定。歷史上,豬肉消費沒有因為貨幣政策的變動而產生明顯的變化。因此,加大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力度并不會進一步推高豬肉價格,而是會通過增加有效需求,對沖PPI和核心CPI過快下行、企業利潤下滑,實際利率快速升高的態勢,為高質量發展贏得時間。

2.3.2 中觀上,超級豬周期將加速生豬規模化養殖,提高行業集中度,提高冷鏈豬肉運輸比重

超級豬周期將加速生豬規模化養殖的發展,倒逼養殖業提高疫病防控水平。盡管本次豬瘟疫情暴露出我國部分中小養殖場在防疫方面的問題,但與高污染、低效率的散養方式相比,規模化養殖仍是未來養殖業的發展方向。當前,我國生豬養殖業規模化程度不高,行業集中度較低,2018年前10大進軍養豬行業的上市企業生豬出欄量共4731.67萬頭,市場份額占比僅6.82%。生豬養殖戶中有94%為養殖50頭以下的散戶。散戶防疫意識普遍不強,生物安全水平不高,有用餐廚剩余物喂豬的習慣,由于許多餐廚剩余物沒有經過熟化處理,增加了生豬種群感染病毒的風險。在本輪非洲豬瘟疫情傳播的過程中,散戶的養殖習慣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非洲豬瘟的傳播。而大型養殖場通常在檢驗檢疫、養殖技術、疫病防控等方面有著更為嚴格的標準和技術實力,西方發達國家也有比較成功的經驗,因此是我國生豬產業的發展方向。近期,環保禁養政策有所放松,但隨著大型養殖企業在技術和管理上優勢的不斷提高,預計本輪各地新增產能過程中將減少散養戶的規模,更多增加大型養殖場的產能,并強化專業化養殖場的專業化水平和疫病防治能力,從而提升我國生豬養殖業的整體水平。

超級豬周期將深刻影響我國肉禽運輸業格局,從活體運輸到冷鮮豬肉運輸,從“調豬”到“調肉”。2017年中國省級豬肉調運規模達1240噸,占當年產量的24%。我國居民喜食鮮肉,因此豬肉調運主要采用了活禽畜長途調運的方式,運輸業產能也主要以運送活體生豬的“運豬車”為主。本輪非洲豬瘟來襲之后,中央對疫區采取了禁止調運的政策,暫時關閉省內生豬交易市場,利用冷鏈將豬肉從產區運往銷區,很快便導致了“運豬車”大量閑置,而運送生鮮肉類的冷藏掛車供不應求,部分地區的冷鏈車的運費較禁運令之前上漲超過60%,使得豬肉產地和銷地供需不匹配的矛盾進一步突出。考慮到近年來冷鏈物流技術的逐步成熟,且傳統的活禽畜運輸存在諸多問題,預計非洲豬瘟疫情將帶動我國冷鏈物流行業的發展,我國豬肉運輸預計將從活體運輸逐步向冷鮮豬肉運輸轉移,實現從“調豬”向“調肉”的轉變。

超級豬周期還對上游產業產生影響,短期降低需求價格下降,隨著存欄量上升將繼續帶動上游飼料價格上漲。由于生豬存欄的大幅下降。生豬的主要飼料提供行業,玉米、大豆加工行業的需求受到明顯影響。以生豬養殖的重要飼料玉米淀粉為例,今年以來,玉米淀粉行業的開工率下降20%,但由于需求的大幅下降,庫存同比則增加20%-30%。玉米淀粉價格在今年豬肉價格加速上漲之后出現了明顯下跌,目前價格較今年高點已下跌超過7%。另一主要飼料豆粕的行情相對復雜,去年以來豆粕價格受到中美貿易摩擦和超級豬周期的雙重影響。我國的大豆消費超過80%依靠進口,但2018年以來,受中美貿易戰影響,中國大豆進口有所下降,2018年中國大豆進口數量同比下降7.8%,帶動2018年豆粕價格一度上漲。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豆粕現貨價格持續走低,今年3月初豆粕價格較去年高點一度跌超30%,此后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雖有所反彈,但價格整體仍處于低位。

2.3.3微觀上,豬肉價格上漲增加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

豬肉是我國居民最主要的肉食種類,豬肉價格上漲勢必增加居民的消費支出。但這種影響對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是不同的。對于中高收入的居民而言,其本身的恩格爾系數相對較低,因此豬肉價格即便大幅上漲,也基本在其承受范圍內。同時,高收入群體的飲食相對更多元,日常食用牛羊肉、魚蝦等其他蛋白質的比重也相對較高,因此豬肉價格上漲對中高收入的沖擊相對有限。而低收入家庭蛋白質的主要來源是低單價肉類,例如豬肉、禽肉等,考慮到我國居民的飲食習慣,豬肉消費的占比要高于其他國家,因此豬肉價格上漲將會顯著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

根據OECD有關居民收入和肉類消費的數據,從圖中可以看出,居民的肉類消費與收入的對數水平呈正相關,在低收入水平階段,居民肉食消費將隨著收入水平增加而快速增加,但收入超過一定數值后,這種效應將逐漸衰減。同時,肉類單價越低,消費隨收入增加的效應越明顯,在圖中顯示即為低單價肉類如豬肉、禽肉等低單價肉類消費量與收入的系數,大于高單價肉類如牛肉、羊肉的系數。即人們總是希望通過消費便宜的肉食盡可能高效的滿足身體的蛋白質需求。

2012年及以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鎮居民在肉類支出上的比例,2013年城鄉一體化抽樣調查后不再公布相關數據。但由于居民飲食習慣近年來保持穩定,這一數據目前仍有參考價值。2012年數據顯示,城鎮最低收入戶(10%)年肉類消費支出占總支出為10%,該比例隨收入升高而不斷下降,最高收入戶(10%)中,這一比例僅為4%。因此豬肉價格上漲對低收入家庭影響更大。

整體來看,豬肉是我國居民消費量最大的肉類,且豬肉價格通常低于牛肉、羊肉等替代品的價格。因此豬肉價格上漲對低收入家庭的影響非常大。從政策角度看,當前對低收入群體應重點關注,通過發放肉食補貼的形式彌補豬肉價格上漲帶來的額外支出,補貼金額并根據市場價格及時調整,防止居民正常生活水平受到影響。

3 政策建議

一是放松環保限制、增加對養殖戶補貼和增加儲備肉投放等多措施增加供給,穩定豬肉市場供應,密切跟蹤替代品牛羊肉價格并加大投放。建議短期內適當放松對生豬養殖業的環保約束,擴大生豬養殖的用地范圍,減少不合理的禁養區劃定。利用財政補貼等手段扶持前期退出市場的養殖大戶,幫助其盡快恢復生產。同時,要加快投放儲備的凍豬肉,千方百計穩定國內豬肉供給。

從國外市場看,當前進口豬肉數量雖有所增加,但仍遠不能滿足國內需求,因此建議盡快拓展新的豬肉進口市場如巴西等,在確保檢驗檢疫安全的前提下,繼續大幅增加進口豬肉數量,減少當前的豬肉供給缺口。

豬肉價格上漲導致豬肉的替代品如牛羊雞、大豆等食品的需求上漲,建議及時跟蹤重點商品的價格,對于價格上漲較多的商品,及時增加儲備投放,穩定供應。

二是降低豬肉生產過程中的相關稅費和交易成本,增加對養殖戶尤其是大規模養殖戶的融資支持。在當前形勢下,可以考慮降低豬肉在生產、運輸等過程中的成本。例如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將仔豬和冷鮮豬肉運輸納入“綠色通道”,降低物流成本。此外,可以考慮短期內對生豬養殖企業以及相關產業的企業減稅等方式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降低豬肉價格。

三是從需求端入手,重點補貼對豬肉價格上漲較為敏感的低收入群體,降低豬肉價格上漲帶來的負面作用。近期豬肉價格上漲較快,建議將當前的定額補貼制度改為動態補貼制度,將補貼額度與豬肉價格上漲掛鉤,補貼人群與低保、貧困戶等名單掛鉤,提高補貼力度,并做到及時發放,最大程度降低豬肉價格上漲對人民生活的負面影響。

四是從長效機制看,應當進一步提升規模化養殖場在種群選育、養殖技術、疫病防治等領域的水平,降低豬周期及外來沖擊對我國生豬產業的影響。規模化養殖能夠有效降低豬肉養殖業蛛網周期的特點,進而平抑豬周期的內生波動,應是我國豬肉養殖業的發展方向。近年來,我國生豬養殖業規模化穩步推進,但當前受到技術水平、人員培訓等因素的影響,與國外先進水平相比效率仍然偏低。建議進一步提升大型養殖場和養殖企業在種群選育,養殖技術,疫病防治等領域的水平,積極研發包括非洲豬瘟疫苗在內的各類生豬疾病疫苗,降低豬周期及疫病等外來沖擊對我國生豬產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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